面对少子化与人口结构逐渐老化的困境，台湾政府自2022年通过并推行“留用外国中阶技术人力计划”，试图留住资深专业移工。此政策主要针对长期从事製造业、渔业、照护业及农耕等中阶技术产业的移工，试图吸引这群蓝领移驻人口申请永久居留并继续提供技术服务。但这也即刻引起台湾社会的相关讨论，主要论述围绕在是否长久地解决人口结构失衡，以及移工公民权与劳动权益的问题。

 

姑且不论这项政策是否成效，这其中也点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公民身份是否是移工们最需要的选项？授以合法永久居留权，是站在何方的立场角度上设想？是上层执政者与资方的利益需要，还是为在基层劳动生活的移工们的向往选择？当外籍移工在有机会转为移民身分的时候，此时所谓的 “安居乐业” 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何每年有人寻找机会逃逸甚至隐身居所？这背后究竟纯属产业结构与劳动环境使然，或是其实也凸显外籍劳动者他们在个人主体性上选择展现 “移动” 身分的自由特性和有意识的行动策略？

 

行为与行动

同年，我读过一篇由台湾非营利网路媒体《报导者》所刊出的有关无证移工家庭的深度报导文章（注1）。该媒体团队来到台湾中部高海拔的一处山头目睹了之前许多失联的无证移工们在山里集体组成农业聚落，以农民身分的转化透过农产劳动输出而自力更生，甚至养育下一代，在偏远山区里形成定居社区型态的共存网络。

 

对这群 “无证失联”的移工们而言，选择逃逸的行为即意味着脱离了台湾医疗健保和法律的保障网，但同时也显现了当事者们透过身体的自主行动，在严峻而非理想生活条件的山区环境中实现他们各自对于自由生存空间的想像追求。换句话说，他们的无证逃逸并非是将自身置于孤立无援的边缘处境，反而背后仰赖的条件是层层的社会互动网络。例如有者雇主为了节省行政流程和时间成本，倾向于私下聘雇无证移工，提供后者技术培养和生活资源；另外，同乡之间的互助网络也起了关键作用。以这篇报导为案例，提醒我们无法再将无证移工（注2）单纯视为是边缘于社会的被动受害者。反而先前具有跨国移动经验的前辈们会不断累积海外工作环境与生存策略的资讯，结合当代通讯科技的便利来组成互助平台，协助新一批移工适应异国环境，转换工作跑道、应付雇主与移民政策的治理等。

 

美墨边界的遗留：谁的话语权？

美国联邦政府在九零年代透过实施 “威慑预防” 政策，将位于南疆边境及邻近城市的移动路线全面封锁，试图以此驱逐行动来增加从墨西哥前往美国境内的无证移工徒步穿越边界的生命风险。这另一层的用意是想将边境治理的成本转介给美墨边境的沙漠地形，以严峻的环境来阻吓无证移工们的越境意图；而若当这群人在跨越边境过程中丧失生命，则同样透过沙漠中各种能够快速分解及埋葬遗体的生态条件来烟灭这些肉身迁徙的痕迹和证据，从而使得美国政府逃过处理人道危机的治理成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杰森．德里昂（Jason De Leon）藉由一项无证迁移计划（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 UMP）的长期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书（注3），他透过考古学分析物质遗留的方法揭露了这段在美墨边境被遗忘的迁移历史和美国移民政策的暴力结构。掌权者透过控管移民路径与治理边境的司法权力创造出了一个让任何罪行、人貌和身命都无法被具象辨识的空间。纵使死亡或化灰消散，这一个个在沙漠迁移的无证者被政策刻画成不具社会价值的 “非人主体”。

 

作者企图藉由这本书来披露纪录集体生命历史的悲剧，也就是任何描写无证迁移的历史档案或官方文件都是书写者本身透过掌握工具的权力和其特定意识形态的意图，来决定何种观点视角能够被呈现，或者想方设法地将某一种存在抹灭掉。唯有透过日常生活的微观探索、人与物件的样态互动及遗留，再透过口述历史的不断串连，才能够跳脱掌权者主流论述的限制蒙蔽，看到生命故事在政治卸责和受害偏见之外所能呈现另一面向的可能。

 

马印跨国移工输出网络为例：人的移动主体

 回到大马来看，移民进入国内的外籍工人长期来自劳动人力成本低廉的邻国，如印尼、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早期对于大马移工现象的研究有认为，当代马来西亚透过外来劳动人口的引入来重新塑造其民族国家的认同，以“我群”和“他者”的二元归类来汙名化外籍移工。在大马的公共话语中，移工的性别指向，通常具有特定的族群属性，被不同程度地定位为半技术和非技术劳工；合法与非正规之间的分界线也极为模糊；加上亚洲地缘政治之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政府和公众对于关于移工移民的言论态度。

 

大马政府惯常使用法条和警政单位的威吓来控制移民群体，尤其是无证移工所面临的剥削现况。然而，政府与雇主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意愿来改善移工的生活处境。当中的原因或许和大马前任首相马哈迪所提出并坚信的亚洲政治价值观有关，也就是以快速经济发展为先，民族国家才会有馀裕去关注社会生命的价值与权利。或许，将这种政治愿景理解为重新塑造的民族想象，这种想象将游走在合法与无证边界的移工视为社会乱源，合理化现有治理政策的导向，纵使这些移工的存在对大马的基础建设发展和族群中产阶级的维持大有裨益。

 

警察取缔无证移工。（图：《星洲日报》）

 

随着全球化趋势，大马的国家经济发展也处于尴尬状态。当跨国移动的成本逐渐便利，一方面边境管控和合法引入人流的筛选机制随即提升难度，例如移工健康监测的标准提升、语言能力的检验、移工性别符合产业需求的倾向性；另，移工群体也随着掌握通讯科技和影像资讯的流通而拥有更多选择迁移的目标，像是生活福利和薪资更为优渥的东亚或北半球国家。这生动地体现一个时代的悖论，一来显示国家主权与邻国的紧张关係的维持，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人对于普遍人权原则的意识提升，意即移工本身也有意识地自由选择。

 

自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以来，印尼跨国劳工招募流程出现新的仲介职位，目的是改善印尼和大马之间的劳动人力交换困境，要解决九零年代之前有大量的印尼移民偷渡者被大马驱逐出境的问题。两国之间签订了简化工作签证程序和谅解备忘录，旨在规范和保护彼此的移民流动。因为仲介的出现成为两国之间的沟通桥樑，凭着精通官僚程序的知识而取代了之前流行移民偷渡的集团。相较于无证偷渡，仲介的角色向移工对象证明在大马有持证工作的行动自由和弹性空间。仲介者的数量也随着移民产业的逐渐合法官僚化而增加，例如在全国主要城市增设移民专用的机场、私营劳务招聘机构的增长。这些私人仲介控制着印尼的持证移民市场，主要目的地是大马（以男性棕榈油工人为大宗）和沙乌地阿拉伯（女性家庭帮佣）。

 

尽管私人机构通常被理解为移民招募的主要中介，但是这些非官方的仲介也向我们展示了跨国移工招募不仅是宏观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关係，更要关注当地社会互动所塑造人群跨国流动的可能性。这些私人仲介不仅要善于应酬官僚程序，同时也要具备技巧和印尼村民打交道，说服后者离乡出国加入移工的行列。仲介不仅是劳动力招募者，也是文化协调的经纪人，与村民建立信任关係。这并非说明村民们是被动劝说的一群，反而他们对于正规或无证工作生活的认知，以及大马的环境是否符合他们对于投资时间青春和建立未来的期望—这些都牵动着仲介者如何回应的策略。

 

总结，无证移工的现象往往被简化地归结为“底层受害者”与“上层施害者”的二元分类。综观以上所提到不同国家的例子则对这类刻板的归因关係提出质疑和反省，认为注重宏观历史的连贯及微观的地方脉络是双向重要的；这也是官方主流的政治经济视角所忽视的面向–以移工/人为变化过程的角度来反思这群裸命肉身之人是如何在我们所共存呼吸的环境中被权力结构给消声匿迹。

 

附注：

1. 曹馥年<坚强却也脆弱的劳雇与同乡互助网：中央山脉里，那些扎了根的移工家庭>。《报导者》，2022年9月12日上线，https://www.twreporter.org/a/migrant-workers-families-in-central-mountain-range。
2. 早期对于使用非法（illegal）来指称移工的术语存在争议，认为非法性其具有规范导正并与犯罪联想一起的含义。联合国在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建议使用“无证”（undocumented）一词，但不包含持旅游签证合法入境，然后滥用旅游签证工作的观光移民。随后1999年的曼谷国际移民研讨会上也提出使用 “非正规”（irregular）来取代原先的“非法”一词。
3. 英文原着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 于2015年出版；尔后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成中文译作《敞坟之地：移民路上的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