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个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的自己。中学时期听老师们转述他们的大学生涯总是特别期待，那像是一个任人自由翱翔的天地，也像是一场挥别年少的成人礼，一个自主、自我的实现。

图片来源：《东方日报》

 

一直到开展大学生活，才发现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美好。虽然大学有比较多的空间选择自己想选修的课程和学分，大多数人也因离家而可以自己掌控时间安排，但这离所谓的自由、自主，还是很遥远。

 

“框内”的自由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只想快快凑齐学分以便得以顺利戴上四方帽毕业，而对学校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而限制你学术研究的范畴没有意见。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不在乎校方可以在无需解释的情况下拒绝批准你的活动场地申请，而每一年校园组织都得呈上全年活动策划，获得校方恩准方能执行。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得悉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后遭遇大学纪律处分而无动于衷，也不在乎自己说真话的权利。

 

“自由”，是在一个大人们已经设定的标准框架里做一个没有自主意见的大专生，而这个预设的框架就是恶名昭彰的大专法令。

 

在过去的许多年，大专法令为大学校方所用，以“影响校誉”对付向媒体发表谈话批评政府、参与集会或反对党助选活动的学生。其用意在于惩戒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也在校园内散布白色恐怖以杜绝学生参与这些象牙塔外“无益”的活动；说穿了，既是严控大专生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把鼓吹批判思辨和关心社会的大专生孤立起来，以防危及执政集团的正当性。

 

在当下的社会情境，我们或许并不能理解当中的关联性。但只要回顾大专法令成立的背景，就能理解其动机。

 

大专法令与社会运动

大专法令诞生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70年代。70年代是许多马来西亚高等学府成立的年代，马来西亚在1969年迎来第二所高等学府槟城理科大学，尔后国民大学、农业大学（博特拉大学前身）陆续诞生。大专教育不再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更多的年轻人获得了大专教育的机会，也包括好些来自基层家庭背景的年轻人。

 

当时基层人民生活贫苦，更发生了垦殖民和木屋区居民因发展被地主驱赶、胶工因为胶价猛挫而爆发了饥荒，许多大专生看见社会里的贫富悬殊和不公不义。1969 年直落昂（Telok Gong）农耕地事件， 1973 年的打昔乌达拉（Tasik Utara）事件以及华玲（Baling）事件，促使大批学生走出校园发起学生运动，为遭遇无情驱逐的垦殖民和木屋居民奔波，为被边缘化而三餐无继的胶工请命。

 

自主自治的学生组织发起街头演讲、扎营抗议、游行请命，和抗争中的农民和胶工团结在一起，给执政当局带来很大的挑战。当局于1971年在国会通过了大专法令，1975年修法加入许多监控学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条文。军警逮捕涉及声援行动的学生，校方查封校园组织、打压学生活动。校园内风声鹤唳，大批学生领袖被逮捕或流亡海外。

 

面对直面打压和白色恐怖，学生群诚惶诚恐。流失大批学生领袖的校园团体面对断层局面，曾经蓬勃一时的学生运动逐渐萎缩。执政大局成功以强权和恶法钳制学生，大学内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少，也不再能够掀起大规模的学生集体行动。

学生运动跟社会情境有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继70年代学生运动因为社会阶级矛盾而激起千层浪，大专生一直到90年代末因为时任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后才再掀起另一波风潮。民众对长年一党专政导致国家贪腐和司法不公的不满，响应了安华发起的烈火莫熄运动，学生也群起参与其中。

 

废除大专法令运动

一直到后烈火莫熄的世代，学生因为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而累累被校方对付，废除大专法令的呼声渐渐高涨并获得社会的关注。受校方对付的学生一方面通过司法程序挑战大专法令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进行教育工作和组织抗争。

 

学生主张废除大专法令，保障大专生的宪赋权利，遏制大专院校管理层政治委任、解放学术自由和学生自主治理学生事务。与此同时，学生仍然关心社会议题，并和而中社会运动团结互助。

 

这一系列的行动获得民众的回响，也在立法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为了回应废除大专法令的呼声，执政集团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提呈大专法令修正案，前者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而后者则对学生的政治活动进行松绑，允许大专生参与政党。

 

然而，这些零散的修法并没有对整体校园民主带来整体实质的正面意义，对学术自由没有建树，更甭谈恢复学生自治。近来，团结政府再次抬出要松绑大学，修改大专法令，关于大专法令应该被废除还是修正的问题再度引起舆论的讨论。

 

大专法令作为暴政的政治符号，在本质上钳制校园民主和学术自由，局部的修改并无助呼应开放、自由和民主的大专教育诉求。早在逾十年前，废除大专法令联盟已经倡议以崇尚学术自由、校园民主和学生自治的新大学法取而代之，才能达到真正的改革议程。与其顾左右而言他，合理化大专法令的存在，现有政府更应该落实大选承若，许大专院校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未来。